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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举制的选官标准是什么

汉代察举的科目，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；增加科目尤以特科为多，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。这些科目，划一由皇帝确定。按照举期分类，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（岁科）与特科两大类。岁科有孝廉、茂才（秀才）、察廉（廉吏）、光禄四行；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。

在上述科目中，以岁科为先，其中又以“孝廉”一科为最重要。特科中则以“贤良方正”为最重要。汉文帝（公元前179年—前157年在位）时要求举贤良方正，汉武帝（公元前140年—前87年在位）时要求举孝廉，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。

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，以“德”为主的有孝廉、孝廉方正、至孝、敦厚等科；以“文法”为主的有明法科；以“才能”为主的有尤异、治剧、勇猛知兵法、明阴阳灾异、有道等科。但所有的科目，都以“德行”为先，在学问上则以“儒学”为主。

孝廉

在汉代察举常科中，“孝廉”是最重要的一科，亦得人最多，出了许多名人。“孝廉”之设，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（公元前134年），武帝下诏，“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”；显示“孝廉”起初不是常科，不被重视，后来“孝廉”规定为岁举常科，才受重视，渐显重要。

孝、廉有“孝子廉吏”的意思。“孝”是指孝敬父母；“廉”是指清廉勤政。这是古时对官吏的普遍要求。汉代“孝廉”，大部分是通儒学的高官及富豪子弟。举“孝廉”之后，前程远大，升迁较快。“孝廉”出身的官吏，更被认为是“正途”、“清流”，很被看重。

茂才

察举岁科之一“秀才”，东汉时为避光武帝刘秀（公元25年—57年在位）讳，改作茂才（茂材）。汉武帝元封五年（公元前106年）下诏：“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异等”，这是此科之始。后来，宣帝（公元前73年—前49年在位）、元帝（公元前48年—前33年在位）时均有诏令，举“茂才异等”。西汉时，茂才并不是岁举常科。

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（公元36年）诏令：“三公举茂才各一人”，“监察御史、司隶、州牧，岁举茂才各一人”，此后才为岁举，往往与“孝廉”并称，表明其重要性。不同之处是，“孝廉”为郡举，“茂才”是州举，所以数目是后者少、前者多，建武十二年总计岁举“茂才”才约有20人。

察廉

“廉吏”是汉代察举岁科之一。“察廉”就是察举廉吏的意思，不是指“孝廉”。被举为“廉吏”者，多为低级官员，被举后，按原职升补；而举为“孝廉”者，一般皆入朝为郎官，这是主要区别。而“廉吏”与“孝廉”二者之间的具体差别，又可概括成以下四点：

（一）“廉吏”为长官报请上级迁补属吏优异者之科目，而“孝廉”则是郡国向中央“贡士”之科目；

（二）“廉吏”限于“斗食”至“六百石”之吏员，而“孝廉”则开放予所有吏民；

（三）“廉吏”一般根据本秩（职位）直接迁补，而“孝廉”一般要入三署为“郎中”；

（四）“廉吏”之“举主”范围广泛，包括郡守，而“孝廉”之“举主”仅限于郡守、国相。

“廉吏”一科，大约在汉武帝（公元前140年—前87年在位）之前就有了，之后逐渐明确，成为一种岁举常科。被举的“廉吏”，最初都是小官，大概他们忠于职守，特别是为官清廉，才被“举主”看中，作为察举的对象。

光禄四行

汉武帝（公元前140年—前87年）时，改“郎中令”置“光禄勋”，掌管宫廷宿卫及侍从之事，属官有光禄大夫、大中大夫、谏大夫、谒者等。具上述四种品行的，通常是一些忠厚质朴的人，他们老老实实任职，没有什么突出成绩，长时间也没有得到提升，所以设立此科，每年从他们之中选拔一至两人，予以升迁。

贤良方正

古代比较贤明的君主，往往希望有一些公正无私、敢于直言的大臣，能指出自己的不足之处，以便更好地治理国家。汉代察举制度设立“贤良方正”科，就是这个原因。

“贤良方正”是最主要的特科，始置于文帝二年（公元前178年），目的是“纳天下言”，即广泛听取对国政的意见。帝王们当时普遍认为，发生天地灾异，是自己犯了过失，即“人主（皇帝）不德，布政不均”。所以，这一科常常是在灾异发生之后举行。而“贤良方正”又多与“直言极谏”相连，这是皇帝“求言”的一种方式，所以称作“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”，汉代的皇帝大多开过此科。

贤良文学

在汉代，选拔人才既注重品德修养，也注重文化质素。“贤良”的含义就是德行兼备。自从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以后，“文学”的涵盖范围实际指“经学”。这样看来，察举中常见特科“贤良文学”一科，所立的选才标准是：品德与文才兼备，又有良好的经学底蕴。

明经

汉代察举中的“明经”科，是最重要的特科之一。“明经”就是通晓经学。秦朝就有此科，到汉代地位开始突出。所谓“经”，原指先秦经典，自从汉武帝尊崇儒学，“经”就专指儒家经典了。其实，察举各科都有经学内容，被举者也要熟习经学；把“明经”特立为一科，说明经学在汉代政治上地位之重要。汉代的读书人无不自幼苦读经书，目的都是为了应举、入仕。

明法

汉代治国是儒、法并用的。选官时既选拔通晓儒学的儒生，也选拔通晓律令的人才，因此设立“明法”一科，作为特科中的重要科目。

明阴阳灾异

汉代大儒董仲舒倡导“天人感应”说，认为天的喜怒之气、哀乐之心与人相符；天有阴阳，人也有阴阳。天和人相类相通，天能干预人事，人的行为亦能感应上天，自然界的灾异和祥瑞，表示着天对人们的谴责和嘉奖。

汉朝的君臣们大都认为阴阳灾异与国家政治有密切关系。所以，在察举的特科中设立“明阴阳灾异”一科，选拔有关人才。

勇猛知兵法

作战勇猛又熟知兵法，能率军作战，这就是此科所选之人才。此科始于汉成帝元延元年（公元前12年），这一年发生日蚀，成帝恐天下有变，下诏令“北边二十二郡举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”。其后，汉朝频开此科，只是名目略有不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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